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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提升通道 讓職業教育漸成“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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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生源不足、傳統觀念影響、先天基礎薄弱、區域發展差異……內外因素相互交織,讓職業教育發展障礙重重。職業教育發展如何邁過一道道“坎兒”?如何逐漸擺脫淪為“次等教育”的困境,逐漸成為“正餐”?相關業內人士在接受光明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大力構建現代職教體系是重中之重,而保障職業院校學生繼續學習的通道,職業教育發展才有望實現“逆襲”。

            打通職業院校學生繼續學習通道
            根據目前社會發展狀況,不少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特別是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勞心者制人,勞力者制于人”的傳統觀念正在逐漸改變,但如果將“藍領”和“白領”兩個職業擺在面前,相信很多人還會選擇后者,畢竟待遇、工作環境確實存在較大差異。
            “誰愿意一輩子做工人?”這個質疑也暴露出我國當前的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繼續學習的通道并不暢通。
            “在許多西方國家,從職業院校出來的學生,如果有條件、有意愿,可以繼續上大學。”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高職與高專教育處處長林宇向記者介紹。
            據了解,澳大利亞有一種簡稱TAFE的教育機構(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它是一個全國通用的職業技術教育形式。目前,澳大利亞共有75萬普通高等院校的學生,而TAFE系統大約有127萬學生,這個數字是澳大利亞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數的1.7倍。絕大多數TAFE的課程可以讓學生在畢業后繼續攻讀大學課程,所念的學科甚至可以抵免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本科課程。
            林宇表示,目前我國正在逐步構建職業教育體系,以保障職業院校學生也有繼續學習提升的機會,只有打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溝通,才能打消學生“進入職業院校,一輩子就是工人”的顧慮。“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預計2020年基本建成。今年6月底,國務院已經下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
            逐步推行靈活的招生政策
            隨著目前高考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的加強,對于職業教育來說,是否會迎來發展的新機遇?對此,林宇表示肯定。他認為,高考改革推動了分類考試招生,對職業教育來說是很好的機遇,“考試制度改革對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強調了技能考核的重要性。”
            對于以后職業院校招生政策趨勢,林宇進一步介紹,中職教育將逐步推行注冊入學;而高職教育推行分類考試招生,預計到2017年,一半以上高職學校中,分類招生會成為高職學生入學的主渠道,但仍舊會保留通過高考入讀高職院校的渠道。
            目前,職業教育的招生正在逐漸靈活。去年,教育部提出了職業教育招生的六種方式。“其中除了以高考成績為標準招生外,還有‘五年一貫徹招生’。也就是說,學生在五年里當中,前三年在中職學習,后面在高職學習,實現中職高職聯合招生。”林宇說,“但教育部要求這類招生專業應該是需要從小培養、學習周期較長的專業,比如藝術類的專業等。”
            職業教育離不開行業企業支持
            毋庸置疑,現代職業教育培養的是適應國家實體經濟建設一線的應用型技能人才,這也要求職業院校專業設置、課程體系都要與社會相適應。“職業教育要與社會需求、企業要求相對接,要做到‘適銷對路’。”林宇也這樣強調。
            在職業院校學生參與實踐方面,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也提出了“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把‘工廠’搬進學校”等說法,強調了職業院校學生學習過程中,學校與外界“接軌”的重要性。
            而山西職業技術學院則與北京等多地企業進行合作,每年學生快畢業時,如酒店管理專業學生,學校會直接送去酒店實習。“學生剛開始實踐時,都是從基層做起,熟悉了各個崗位后,再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選擇。”該校團委副書記滑博告訴記者。
            很顯然,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離不開行業企業的支持的。但面對部分企業積極性不高,職業院校學生實習實訓效果不佳等現狀,林宇認為,“應該積極鼓勵企業參與,在企業主營業務以外鼓勵其投入教育。這方面,可通過減免稅費、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等方式,提高企業的積極性。”
            西方職業教育的科學借鑒
            不論何種教育,如果能讓人按照自身條件得到發展,成為滿足社會人才需求,便具備了同等價值。而這種“人盡其才”的觀念,在西方職業教育思想體系中尤為重要。
            “在西方發達國家,技工在待遇、名望等方面都相對較高。以瑞典這個國家為例,一名技術工人基本可以養活一家人。很明顯,這樣的崗位受歡迎,因而滿足這樣崗位的教育形式就自然會受追捧。”北京民辦教育協會社會建設工作部負責人、首都教育熱線主編王耕,在接受光明網記者采訪時,這樣分析中外“藍領”的差異。
            而對于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林宇認為在于中外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狀況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目前西方國家吸納就業的產業相對較多,西方國家勞動力的市場需求要大于供給,勞動力成了稀缺資源,企業為了爭得員工,愿意進行前期投入以換取優質的勞動力資源。
            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西方發達國家就已經出臺了關于課程改革的系列職業教育法案。課程改革是西方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的常態現象,走的是在課程改革中建構體系的發展路徑,正是通過這種特殊路徑,西方國家建立起了強大而獨特的職業教育體系。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校長榮蘭祥認為:“德國的核心階梯課程體系、加拿大社區學院的能力本位課程體系、澳大利亞的課程包教學體系等都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事實上,對于西方國家在職業教育方面的發展模式,我國各類職業院校也在不斷學習借鑒。“西方國家職業教育的教學內容和社會需求緊密結合,學校和行業企業緊密合作,學生可以隨時進入教育體系學習;此外,西方國家學歷教育和職業資格證書體系也結合較好,學生通過職業教育獲得技術資格,可以通過這種資格進入勞動市場,很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林宇說,在這方面,我國目前和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已進行了很多交流,并一進在學習它們的先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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